[2019年10月18日·港城国际机场T2航站楼·傍晚18:20]
机场广播拖着一串粤语和普通话交替的尾音,像隔了一层水。
我靠在到达层那根磨砂石柱边上,校服领口松着一粒扣子,书包带勒进肩膀,看着电子屏上那班从伦敦希思罗飞来的航班从“延误”跳成“到达”。
父亲顾承岳站在离我三步远的地方,西装外套搭在前臂上,另一只手不停点着手机屏幕。
我余光扫过去,看见他嘴角压着一点笑意,指尖在屏幕上划得飞快——那不是在处理工作的样子。
那点笑让我胃里一阵发紧。
“景骁,你堂兄第一次来港城,待会儿叫人。”父亲头也不抬地说。
“嗯。”我应了一声。
他这才收好手机,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落在我校服领口松开的那粒扣子上,皱了皱眉,又松开,到底没说什么。
这孩子寄宿半年,身上那股生人勿近的劲儿越来越重了。
我没接他的目光,盯着到达口。几分钟后,人群里走出一个高挑的男人。
纪云野,二十八岁,伦敦金融圈混了八年回来的海归。
白衬衫面料极薄,领口敞开两颗,袖口卷到小臂,拖着两只行李箱,其中一只贴着“FRAGILE”的黄色标签。
他走路的样子像在走T台,港城十月的晚风都绕着他走。
“承岳叔。”他笑着张开双臂,和父亲握了手,又拍了拍他的肩,“八年没见了,您倒是一点没老。”
“你姑姑催了我三个月,说你可算肯回来了。”父亲说,“这是你表弟,景骁。”
纪云野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上下扫过一遍,眼角那点笑纹没变:“景骁,久仰。听说你成绩好得很,全港城一等一的那种好。”
“还行。”我说。
这小孩眼里有刺。有意思——比伦敦那帮装腔作势的老头子有趣多了。
“行李放车上,今晚先回家歇着。”父亲拍了拍他的肩,“你姑妈那边,明天再去。”
纪云野点头,弯腰拎起行李箱,衬衫下摆跟着他的动作一掀,露出一截精瘦的腰线,皮带扣在夕阳里闪了一下。
我跟在他身后半步,闻到一股混着皮革和柠檬味须后水的香气,底下还压着一缕很淡的烟味。
这个人浑身上下都是“刚下飞机”的痕迹,却偏偏把风尘仆仆活成了一种矜贵。
车是黑色宾利,司机老周等在车边,接过行李箱时目光在纪云野身上停了一瞬。
“周叔。”纪云野居然认得他,“您还在顾家做事呢?”
老周笑着点头:“云野少爷,好多年没见了。”
“车换了。”
“前年换的,老爷常年在外跑,这车其实也没怎么动。”老周说着,语气里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含糊。
我钻进后排靠窗的位置,纪云野坐进中间,父亲坐了副驾。
车滑进港城的车流里,窗外霓虹一座接一座地烧起来,维多利亚港的水面上浮着碎金一样的灯火,空气里一蓬一蓬的,全是海风和烤栗子混在一起的味道。
“承岳叔,您这集团越做越大了,我姑姑说您这两年把地产线也收进来了。”纪云野随口感叹。
“实业难做,地产是副业。”父亲的声音平稳,“倒是你,怎么就突然肯回来了?伦敦那家基金不是做得风生水起?”
纪云野笑了一下,目光转向窗外:“腻了。那边金发碧眼的女人多,会做中餐的一个没有。”
父亲没接这话。车内静了几秒。
我低头刷手机,余光里看见纪云野的侧脸——他在看窗外,玻璃上映着他的眼睛,那眼神里没什么“回家”的温情,倒更像一个猎人站在高处,打量一片新的猎场。
港城。
他的舌尖抵着这两个字,又在自己心里念了一遍。
姑姑说婶婶嫁进顾家三年了,从前是跳芭蕾的首席名媛。
我倒要看看,这宅子里藏了个什么样的女人。
车驶入江湾公馆——港城半山腰上一片老式洋房群,父亲的宅子在最深处,白墙、黑瓦檐,一棵百年凤凰木从前庭一直伸到二楼窗台。
车停在院里时,树影里的灯已经亮了。
“到了。”父亲下车,朝屋里喊了一声,“砚秋,云野到了。”
屋里有人应了一声,声音隔着门廊传出来——温软、不紧不慢,像丝缎滑过水面。
我走下车,晚风裹着庭院里深秋桂花的甜香灌进来,底下还混着一缕说不清的、幽淡的气息。
玄关的灯亮着,父亲已经先进去了。
我迈步进门时,看见客厅落地窗前立着一个人影。
她背对着门站着,一条腿高高抬起,搭在窗台上,整个人绷成一道极优美的弧线——压腿。
月光从落地窗外浇进来,给她周身镀上一层银。
那女人穿着一件深绛色的无袖旗袍,高叉从髋骨一路开到大腿根,一条肉色丝袜勾勒出的腿在月光下泛着珍珠一样的光泽,叉口处露着几乎整条大腿。
另一条腿站得笔直,脚上趿着缎面拖鞋,露出的脚趾在灯光里微微蜷了一下。
听见声音,她缓缓收腿,转身。
沈砚秋——我的继母,父亲的第三任妻子。
今年三十岁,六年前还是全国芭蕾舞团的首席,是那个跳《天鹅湖》白天鹅、谢幕时全场起立鼓掌三分钟的女人。
三年前她嫁进顾家,从此只在公馆二楼那间舞房里练功。
“云野。”她笑着迎上来,声音不紧不慢,目光在他身上轻轻落了一下,又移回父亲脸上,“这就是你总提起的侄子吧?果然一表人才。”
她站在玄关的暖光里,我这才看清她今天的样子——深绛旗袍把她衬得肤白如雪,头发挽成一个低髻,露出修长的脖颈,锁骨处一颗小小的珍珠坠子随呼吸微微晃。
旗袍是收腰的,从腰线往下绷出一个浑圆的弧度,高叉那条缝一直开到腿根,走路时隐约露出肉色丝袜的边沿。
丝袜很薄,是那种接近肤色的超薄款,在灯光下几乎看不出穿了,要凑近才看得见那层细腻的纹理——像第二层皮肤,贴合着她每一寸骨肉。
她走路的步子很轻,是芭蕾练出来的步子,脚跟先落,像踩在棉花上。
玄关的水晶灯从她头顶照下来,把那头乌发照出一层墨蓝的光,她走到纪云野面前,伸出手笑道:“路上累了吧?晚饭都备好了,先洗手吃饭。”
纪云野握住她的手,指腹在她掌心极快地一蹭,又松开:“不累。婶婶比照片上还年轻——我还以为您是我表妹。”
“嘴甜。”沈砚秋笑了笑,收回手,没接这茬。
伦敦八年,学了一身把客套话说得像真心话的本事。
“景骁,愣着干什么,先带云野哥上楼放行李。”母亲转头看我。
我“嗯”了一声,转身往楼梯口走。
身后传来纪云野的脚步,木质楼梯被两个男人踏出沉闷的响。
走到二楼转角的时候,我余光瞥见母亲站在原地,正低头看自己的手——纪云野刚才蹭过的那只。
她看了两秒钟,才转身往厨房走去,一双肉丝美腿在旗袍高叉里一隐一现,消失在走廊尽头。
三年了。她大概以为,没人记得她从前在台上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我推开客房门,把行李箱递给纪云野:“你先歇着,吃饭我叫你。”转身就走。
“景骁。”他在我身后叫住我。
我回头。
纪云野站在窗边,背光,看不清表情,声音却带着一种奇怪的、轻飘飘的重量:“婶婶这条腿……是天生的,还是练的?”
我盯着他看了两秒,说:“练的。她从前是首席。”
他没再说话,只笑了笑。
我下楼的时候,手指在裤兜里攥成了拳。这个堂兄,第一眼见到我继母,问的第一句话是她那条腿。
晚饭是母亲亲手做的,四菜一汤,都是港式家常的味道:豉汁蒸鱼、白灼菜心、老火例汤、一份煎酿三宝。
父亲难得在家,饭桌上问了问纪云野在伦敦的事,又聊起集团新收的一块地。
母亲坐在对面,安静地吃饭,偶尔给五岁的弟弟顾景墨夹菜,动作轻柔得像一幅画。
弟弟咬着筷子,眼睛滴溜溜地看着这位新来的哥哥,奶声奶气地问:“哥哥,伦敦有恐龙吗?”
纪云野笑着答:“有,大英博物馆里挂着骨头,比咱们家院子那棵凤凰木还大。”
弟弟立刻来了兴趣,饭也不吃了,缠着他问了一晚上“恐龙化石长什么样”。母亲在旁边看着,眉眼弯弯的,难得露出一点松弛。
我坐在最边上,看着这一幕,心里却始终沉着。
窗外是港城十月的夜空,远处维港的灯火在玻璃上碎成一片片,父亲放在桌角的手机时不时亮一下,每次亮起,他都漫不经心地滑掉。
有一次我离得近,瞥见屏幕上一闪而过的消息提示,联系人的名字是——“乐乐不吃香菜”。
“爸,乐乐是谁?”我问。
父亲的手顿了一下,随即面不改色地把手机翻了个面:“一个供应商的助手,问项目的事。”
“哦。”我说。
母亲在对面抬了一下头,看了父亲一眼,又低头给弟弟剔鱼刺,什么都没说。
供应商的助手。我在心里把这句话存了下来。
那晚我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
二楼传来钢琴声——母亲在弹肖邦,夜曲,轻得几乎要融化在月光里。
我翻了个身,摸出枕头底下那个新买的塑料盒,里面躺着三个还没有拆封的微型摄像头。
港城公馆很大,夜里很静,静得能听见二楼舞房的门被轻轻推开的声音。
我听着那扇门开了又合上,钢琴声停了,过了很久,才传来很轻很轻的、像是赤脚踩在木地板上的动静。
继母的舞房,深夜两点,她一个人在那里。
我盯着天花板,把那盒摄像头压在枕下,慢慢攥紧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