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二早上六点一刻，我在阳台上收昨晚忘拿进来的衣服。
楼下停着一辆灰色的车，停在单元门斜对面，没熄火。车里坐着一个人，没下来，就那么看着楼门。
六点二十，陶佳从外面回来。
她夜班下，穿着那身浅蓝工装，肩上背着她那个帆布袋，头发被帽子压出一道印，走得很慢，脚下没什么劲。
她经过那辆车的时候没有停，也没有往那边看一眼，径直上楼了。
我把衣服收完，拎着垃圾下楼。
走到单元门口，那扇车窗降下来一半。
“兄弟。”
我站住。
车里坐着个三十二三岁的男人，短发，浅灰夹克，夹克拉链拉到胸口。
副驾位上搁着一个塑料水杯，挡位杆上挂着一块工牌，蓝底白字，比陶佳那块大一号。
“你是这楼的房东吧。”他说。
“是。”
“我姓谭。”他说，“她们线上都叫我谭哥。”
我说了一句“嗯，上次见过”。
他笑了一下，把手从车窗里伸出来，要跟我握。他的手很干，握得有力，指节上有一层硬。
“我不上去。”他说，“我在这儿说两句就走。你要是有事你忙你的。”
“你说。”
“她在你这儿住了一个多月。”他说，“住得好不好我不知道，我不问她这些。我只说一件事。”
他把手收回去，搭在方向盘上。
“她想去技术组。”他说，“她跟机修那边熟，那台贴片机老跳闸，她天天站边上看，老周也愿意带她。技术组那边缺人，上个礼拜我跟组长提了，位置可以给她留两个月。”
“那你跟她说呗。”我笑着说。
“我说了。”谭哥说，“她没答我。”
他看着楼道口那盏灭着的灯，说得很平。
“我追她一年多了。”他说，“我调过她的班，白班夜班我都想办法给她排过；她住宿舍那阵，我在厂门口等过；她手机里我发的消息一天十几条，她一条没回过。”
“这些跟我没关系。”
“跟你有没有关系，你自己心里清楚。”他说，“我今天不是来跟你争执的。我做事就一个规矩：话摆在台面上，谁都不吃亏。技术组那个位置我给她留着，过了这两个月就没了。她不去，我也不会把她怎么样——我又不是那种人。”
他把车窗往上摇了半截，又停住。
“兄弟，你是房东。”他说，“你管她住的地方，别的你管不着。这话我也摆在这儿。”
“行。”
他点点头，把车窗摇上去，挂挡，车慢慢开走了。
他这一场话说得干干净净。
他不求人，不逼人，不阴阳怪气——他做事的规矩跟我一样：先把话说明白，再让人自己挑。
这种人比拍桌子的那种难对付。
礼拜二晚上九点多，陶佳来敲门。
她换了一身家常衣服，头发湿着，是用毛巾随便擦过的那种湿；手里什么都没拿，站在门口。
“哥。”
“进来说。”
“不进了。”她说，“我就问一句。他今天早上是不是找过你？”
“找了。”
她点了点头，像是把这件事记下来了。
“他说什么了？”
“他说技术组那个位置给你留两个月。”
“还有呢。”
“他说他追你一年多，调过你的班、在厂门口等过你、发过十几条消息。”
“嗯。”她说，“都对。”
她把湿头发往耳朵后面抿了一下。
“哥。”她说，“那个位置我想去。”
我看了她一眼。
“技术组跟机修不看我文凭。”她说，“老周手上有活，我跟着学，一年半出来就能自己上手。一个月比现在多一千二，还能坐着干活。这些我都想的很清楚。”
“那你为什么不去？”
“因为那个位置是他去提的。”她说。
她把两只手插进裤兜里，站得笔直，工装裤上还带着一点机油味。
“一个位子，自己考上去的，跟人家递过来的，是两回事。”她说，“他要是真把位子给我了，我以后在厂里每回见着他，我心里都得记着这一笔。我这人不喜欢记着别人的账。”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自己考。”她说，“电工证下个月底考，考完了我拿着证去找组长。要是组长不要我，我就再等一年。”
她说完这句，转身要下楼，走了两级台阶又退回半步，仰头看我。
“哥。”
“嗯。”
“他早上跟你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她说，“他嘴上讲理，心里不见得讲。”
“我知道。”
“那我上去了。”她说。
她最怕的就是欠人。她宁可多绕一年，也不肯从别人手里接一个位子，她自己说的那句话比她任何一句狠话都硬。
礼拜三中午，我上楼顶去浇水。
韩蕾已经开始收东西了。
把杆从604主卧那面墙上拆下来了，靠在她门里的墙边上，一米一的高度上留下四个眼；那四个眼她拿补墙膏填平了，用指头抹过两遍，远看跟没钉过一样。
垫子卷成一捆立在门边，砖头上那两个哑铃不见了，大概是搬走了。
我浇完干葱下楼，在楼道里碰见她。她手里拎着两卷胶带，看见我，把手里的东西换了个手。
“把杆我下礼拜叫人拉走。”
“搬到店里去？”
“店里那个位置我量过了，能钉。”她说，“这屋我先不动，等店站住了再说。”
我在她门口站了两秒，看了一眼那四个补平的钉眼。
她走到哪一步都是这个样子：东西不多，账不清完不走；钉子拔了，洞也得替人填平。
当天下午我给阿凯打了电话。
我让他打听一个人：育才路卫校门口，礼拜一下午四点半前后，一个三十来岁、穿衬衫扎进裤子里的男的，自称做房产的，拿着一个学生的住址去搭话。
阿凯在电话那头把要点复述了一遍，一个字没差。
“哥，那个学校门口有监控。”他说，“我过去问问看门的老头，再往旁边店里打听打听。”
“两天内给我消息。”
“行。”
“钱我今天给你。”我说，“你先拿着。”
“哥，先不用——”
“一码归一码。”我说，“你替我跑腿，我不能让你自己往里贴钱。”
礼拜四下午，我去车行提了一辆车。
黑色的，最便宜的那种家用车，坐了两个人还有富余。
卖车的劝我上高配，说加了皮座、加了天窗，又说你这样的条件不该开这个。
我说我就要这个。
提完车我开回来，在地下车位倒了两把没倒进去，第三把才停正。
我三十二岁，这辈子头一回自己买车。以前用不上——我一天到晚在这栋楼里，走下楼就是单元门，往上走就是天台。今年开始要用上了。
礼拜五下午三点四十，我把车停在卫校东边那条小街的路口。
那条小街不宽，两边停着电动车和卖小吃的推车；我把车往前挪了两次，才在一棵行道树底下挤出半个车位。
校门口不让停，我给保安说了一声，他说你停远点，我指了指路口，他挥挥手让我走了。
四点二十五，下课铃响。
先是教学楼那边一片声音出来，接着是大门里往外涌人。
背包的、拎着水杯的、三五个凑一块儿打闹的，全往街口那一段挤过来。
卖煎饼的推车开始转，油味顺着风飘到车窗里。
我把车窗降下来一半。
四点三十三分，我看见了晓萌。
她穿着那身校服，白底蓝边，头发扎成马尾，书包背在一侧肩膀上，手里拎着个塑料袋。
她身边跟着一个比她矮半头的姑娘，也是校服，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话，那姑娘说得很起劲，手在空中比划。
晓萌先没看见我，走了七八步，忽然停下来。
她大概是从那一排车里认出了我这一辆——车头冲街口，车窗开着。
她站住，转头往我这边看，看了两秒，然后抬手把书包带子往上提了一下，快步走过来。
她身边那姑娘跟着走了两步，走到一半停住了。
晓萌跑到车边，两只手撑在车窗上，脸比我记忆里更红一点，是刚从教室里出来的那种热。
“哥。”
“上车。”
她绕到副驾那边拉开门坐进来，把塑料袋放在腿上。
她坐下来的第一件事是把书包抱在怀里，然后回头看了一眼街口——那个姑娘还站在原来的地方，正往这边看。
“那是我室友。”她说，“我跟她说好了，她本来要跟我一起坐公交。”
“你叫她一声。”
“不用。”她说，“她一会儿自己走。”
她把车窗那边的后视镜掰了一下，正了正，又掰回去。
“哥，”她说，“你今天来得早。”
“三点四十就到了。”
“你等了四十多分钟？”
“嗯。”
她没说话。她把手放到腿上那个塑料袋上，捏了两下，忽然想起来什么，把袋子提起来给我看。
“这是我们学校门口那家新开的，”她说，“酸辣粉，打包的，还热。我本来想带回宿舍吃。”
“带回去就凉了。”
“那我在车里吃。”她说。
她真的把那个塑料盒拆开了，一次性筷子掰开，搅了两下，先递到我嘴边。
我说不吃，她就自己吃，吃两口侧过脸去吹一下，怕溅到车座上。
她吃到一半停下来，把盒子盖上，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我室友问我。”她说，“她问我你是我什么人。”
我笑了一下，把车里的暖风关小一格。“你希望我是你什么人？”
她拿着筷子那只手停住了。她看着我看了两秒，眼睛没躲，脸从耳朵根往上红。
“我男朋友。”她说。
她说完这句低下头，在手机上打了几个字，发出去，屏幕按灭，扣在腿上。扣手机的时候她用了两下力。
“发了？”
“发了。”她说。
她把脸转过去看窗外，看了两秒，又转回来。她的耳朵还是红的。
“哥，”晓萌说，“你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
（她说这三个字的时候手没抖。这个姑娘做了一件她自己很想要的事。）
“那个牌子。”她说，“你想看是吧？”
我把车往前开了两百米，停在学校门口正对着的那一段。
她隔着车窗指给我看——校门左边，一块灰色的公示栏，上头贴着几张通知，最下面一行被撕掉了一半。
“他那天就站在这块牌子底下。”她说。
她指的时候手是抖的。她自己也看见了，赶紧把手缩回来，抱在腿上。
“他先站在那儿看，”她说，“我从楼里出来的时候他就往这边走。他走路不快，一步一步的。”
“他站的位置离校门几步。”
“五六步。”她说，“他站在台阶下面，我站在台阶上面。”
“那天门口还有谁。”
“有卖煎饼的，有保安。”她说，“保安在门里坐着，没出来。”
我把这一段在心里过了一遍，记住：公示栏、台阶、五六步、保安没出来。
“走吧。”我说。
“哥。”
“嗯？”
“下礼拜五你还来接我吗。”
“接。”
她把塑料盒抱在怀里，转过脸去看窗外。她没再说话，一路上看着窗外那些店面和路牌往后退。
她今年十八。这半年里，她头一次开口问我，我们的关系，还有下礼拜的事。
晚上八点多，阿凯上来了。
他还是那件夹克，拉链拉到顶，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进门先在玄关跺了两下脚，把鞋底的土跺掉。
“哥。”
“坐下说。”
他把信封里的东西掏出来，一样一样摊在茶几上：一张复印的名片，一张纸条，还有一张他手机拍的屏幕照片，打印出来了。
“那个人叫钱斌。”他说，“恒昌置地业务员，签的是劳务派遣，跑的就是城南那几个盘。”
“名片哪儿来的。”
“他不给人名片。”阿凯说，“那天他在公示栏底下站着，把撕下来的半张通知踢到花坛里去了。看门的老头昨天扫花坛，从草底下扫出来一张小卡片——他大概是从兜里掏东西的时候带出来的。”
我把那张复印的名片拿起来看。名片印得挺素，正面只有名字、电话和“恒昌置地”四个字，背面一行小字：整栋收购、拆迁咨询。
“恒昌置地。”我说了一遍。
“还有一件。”阿凯说，“你让我查那家公司，我就顺手查了一下。”
他把那张打印出来的屏幕照片推给我。那是一张企业信息的页面，截的是“分支机构”那一栏。
“这家公司在城东有个门店，门店的负责人登记的是一个名字。”他说，“叫贺明。”
我把那张纸拿起来，凑着台灯看了一遍。
那一栏上确实写着三个字：贺明。
名片上那个公司，是韩蕾那份合同上盖章的那一家。而这个姓贺的，他媳妇程雨每个礼拜都上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