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在日内瓦登记结婚的，盛夏，湖面被阳光打得晃眼，街边的鸽子低飞贴着影子。登记处冷得像博物馆的恒温间，Alaric穿着剪裁无可挑剔的深灰西装，袖口露出一截银色袖扣，坐在金属椅上，目光被墨镜遮住，只能看见下颌那条硬朗的线。
工作人员看着我们，迟疑了一下：“你们确定是自愿的吗？”
我笑了，点头。
他没回答，只伸手覆在我腰上，力道不重，却像在给某个文件盖章——不容反悔。签字的时候他用的是另一个名字，笔迹依旧工整而冷峻，带着商界精英那种精确的优雅感，却透着一种刻意的锋利。
婚后他没有改掉任何习惯。他依旧频繁出差，接触那些“不方便对媒体公开”的项目，偶尔消失在一场跨洲际的商务会谈里，也偶尔在凌晨回来，带着机舱里未散尽的威士忌味和雨夜的寒意。他从不解释，只会在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串房卡或一沓支票，淡淡地说：“下周在米兰有空，你想去吗？”
他给我一切能想到的东西——头版头条的采访机会、业内的引荐信、甚至直接替我买下我想报道的那家小出版社。巴黎是我们最常去的地方，他喜欢那里的会议效率，我喜欢那里的阳台和花市。
在异国的酒店里，他的脾气比在家更难捉摸。比如我和受访对象多聊了几句，他回到房间就沉着脸，坐在窗边拆公文袋，连眼神都不分给我。但那烟雾里，他的余光总会落在我身上，像在计算我是否会走得太远。他生气从不摔东西，也不大声争吵——他会走过来，握住我的后颈，把我压在怀里，用低得几乎要溢出喉咙的声音说：“别让我担心……我不喜欢别人试探我的底线。”
朋友们见过他后常私下问我：“你老公是不是脾气不太好？”
我笑着说：“他只是安静。”
可他们不会知道，Alaric是怎样用“安静”包裹他的爱——会悄无声息地让秘书取消我原本的采访行程，只因为听说那天的主办方是单身男人；会在我关掉手机后直接出现在我所在的城市，像阴影一样立在我面前，低声说：“你去哪了？”；会在我洗澡时坐在门外翻文件，顺手留下一杯温度刚好的酒。
他给我极致的便利和极致的监视。他的钱、资源、关系网源源不断地流向我，他的亲吻却只会在没有人能看见的地方落下。他在商务场合沉稳克制，目光仿佛在评估市场；但在夜里，他会扣住我的腰，像一枚投资不允许别人碰触的资产，喘息着说：“我怕你被人看上。”
他的爱是带着契约条款的锋利，它让我有时喘不过气，却也无法抽身。他在外冷到不近人情，却会在家替我削水果。他不接我电话，我会等到天亮；但我一旦消息迟缓，他就会直接取消行程，把我带回家。
我们结婚五年了。他依旧是那个市场上呼风唤雨的人，而我依旧是那个替他整理演讲稿、偶尔帮他挡掉麻烦媒体的记者。他会在开会前一晚递给我一张空白支票，也会在深夜合上笔记本电脑，把我按进沙发深处，低声说：“你就该这样，老实待在我身边。”
我们的生活安静、危险、暧昧、紧密，像在两条平行线上对冲。他从不说“我会保护你”，但每次出门前都会停在门口，低头在我耳边说：“我不保证是个好丈夫，但我绝对不会让别人把你从我身边带走。”
我会抱着他，什幺都不问，只说：“你回来就好。”
这就是我——和一个商人结婚的女人。
别人也许不懂，但我不在乎。因为我爱的人，从来都不是那种容易被人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