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北四百公里，泰加林深处。
零下三十八度，风像刀子刮过脸。
周沅也裹着一件二手军大衣，帽檐的狼毛结了一层白霜，睫毛上挂着冰碴子。
她踩着没过膝盖的积雪，一脚深一脚浅往营地走，手里拎着十几公斤的发电机配件，肩膀被勒出两道紫红的沟。
板房门一推开，暖气混着机油和伏特加的味道扑面而来，像一拳打在冻僵的脸上。
她把箱子往地上一扔，脱下手套的指节冻得通红，指甲缝里全是黑泥。
屋里有暖气了。
去年她刚来的时候，这里连个稳定的暖气都没有。
板房四面透风，晚上零下四十五度，睡袋里还结冰。
那年冬天她发了场高烧，肺炎合并胸腔积液，烧到四十一度，躺在铁皮屋里说胡话，瓦洛佳扛着她开了七个小时雪路去最近的镇上医院，路上车还抛锚两次。
医生说再晚半天，人就没了。
病好后，她落下咳嗽的病根，一到冬天就犯，咳得撕心裂肺，像要把肺咳出来。
现在好歹通了暖气片，屋里二十度，墙角放着一台烧柴油的小火炉，噼里啪啦响着。
陪她的是两个本地人。
瓦洛佳，四十好几，前苏军退役，满脸刀疤，话少，一天一升伏特加当水喝，负责开推土机、修设备、跟黑帮谈保护费。
谢尔盖，二十七，金头发蓝眼睛，一口金牙，中文是跟中国商贩学的，负责翻译、开那辆方向盘要用钳子转的乌阿兹。
她得什么都自己来。
爬竖井、砍柴油价、拿AK跟税务局周旋、半夜三点修发电机。
手上全是冻裂的口子，结痂又裂，永远好不了。
头发半年没剪，乱得像鸟巢，脸被风吹雨淋脱了三层皮，瘦到腰围能塞进两只手。
咳嗽一犯就整夜睡不了，裹着毯子靠在火炉边，一口一口往外咳血丝似的痰。
钱永远不够。
但她不敢把父亲的医疗费全砸进来，只能省着花。
上个月工人工资又发不出，她把最后一点首饰当了，换来两台二手挖机。
父亲每个月化疗的钱，她靠卖第一批粗镍矿勉强凑齐，剩下的全填进矿坑。
可她从来没哭过。
想起陆屿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有时回头看，甚至像在看别人的故事。
夜里停电，板房里只剩煤油灯。
暖气片还在咕嘟咕嘟响，她裹着毯子坐在小桌前算账，手指冻得握不住笔都抖，就呵口白气继续写。
瓦洛佳在旁边擦枪，谢尔盖喝得醉醺醺，放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忽然转头问她：“小孩，妳后不后悔？”
这帮俄罗斯男人总爱这么叫她——“小老板”、“小孩”，带着粗鲁的亲近。
周沅也没擡头，声音哑得像砂纸，却带着笑：“后悔什么？”
“小孩，妳砸进来的钱不少吧？在你们国家肯定也是娇贵得要命的千金小姐，现在却在这鬼地方，跟我们两个烂醉鬼啃冻土豆。”
她把账本合上，嘴角扯出一个很淡的笑：“后悔过，但后来宁可相信每件事发生都有它的意义。”
“如果有人把我的天踩塌了，那我就要在废墟上盖一座更高的房子，然后让那个把我推下悬崖的人，亲眼看着我，站在比他更高的地方。”
屋里安静了一瞬。
随即两人用力拍桌，举起酒瓶大吼一声俄语粗口：“小孩，妳真他妈疯得漂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