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夜我失眠了。
金粉楼的床板又硬又潮，散发着一股陈年霉菌的味道。但我睡不着，不是因为硬，也不是因为潮。
降落在这个南方闷热小岛的前两天，我的精神虽然像被拉满的弓弦一样紧绷，身体却常常背叛这种惯性。那时候，我蜷缩在公园的长椅上，或是防波堤的阴影里，几秒钟就能陷入昏死般的睡眠。那时候，日子如同劈开山川的溪流，虽然湍急，却顺理成章地复而流淌。
直到今晚。
我在这平原般坦荡、赤裸的夜晚中睁着双眼，不得不被过去裹挟。
为什幺偏偏是今晚？
也许是因为露露那具在雨巷中被撞击的身体？也许是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它终于打破了芭提雅那种闷热的、不会改变的死循环。那种一睁眼依旧是今日，再一睁眼似乎就回到昨天的黏稠感被雨水冲刷掉了，露出了下面那个被我刻意掩埋的时间轴。
我想起母亲了。
其实我的名字不叫蓝而是澜，波澜的澜。
母亲似乎曾经跟我说过，她小时候的家旁边有一个大湖，每当微风吹来时，那湖面就微微泛起波澜。
“我经常在湖边一坐就是一天，”她给我织毛衣的时候，总爱絮絮叨叨地讲，“看着水面发呆，直到娘喊我回去吃饭才挪窝。”
“那姥姥长什幺样？”小时候的我趴在膝头问她。
每当这时，她就会陷入长久的沉默。手里的毛衣针停下来，眼神穿过北方干燥带有煤灰味的空气，落在一片我看不到的虚空里。
后来我长大了，从她的眼泪、无端的哀愁，以及邻居大婶们磕着瓜子时的闲话中，拼凑出了那个她不愿提及的真相。她是为了爱情，从水草丰美的南方远嫁到干燥粗粝的北方的。为了这份爱，她赌气和父母断绝了关系，像一株被强行移栽的兰花，硬生生地扎根在了黄土里。
她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在那个家属院里，别的女人聚在一起骂街、打麻将，她却会在做完饭后，坐在阳台上读几页发黄的小说。她上过初中，甚至会讲一两句蹩脚的英文。
但她的爱情没有辜负她。
至少在九十年代的那些黑白底片里没有。
父亲那时还是个钢铁厂的技术员，穿着浆洗得发白的工装，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冬天下大雪，他会把母亲裹进他那件巨大的军大衣里，两个人像一只笨拙的企鹅，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地走。母亲说，那时候父亲会省下一个月的烟钱，给她买一盒雪花膏；会因为她随口说了一句“想家”，就跑遍半个城去买并不正宗的南方米糕。
直到三年前。
父亲为了一个所谓的“机会”，那个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下海”狂潮，大刀阔斧地变卖了家产，把全家横扫到了这个南方小城。
水土不服的不只是人，还有命。
投资失败就像一场泥石流，瞬间冲垮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小家。父亲从那个意气风发的技术员，变成了酒桌上点头哈腰的丧家犬，最后变成了家里暴戾的暴君。他把在外面的无能狂怒全部倾泻在家里。他开始酗酒开始疑神疑鬼，指着母亲的鼻子骂她是“扫把星”，骂她那种看书的清高是“装样子给野男人看”。
那个曾经会在雪地里裹着她的男人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会在深夜醉醺醺地回来，拽着母亲的头发把她拖进卧室的野兽。他会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声，放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港台情歌，然后在那甜腻的“甜蜜蜜”里，我听见拳头闷在肉上的声音，听见母亲为了不让我听见而死死咬住被角的呜咽。
我常常在半夜听到浴室里传来的水声，夹杂着母亲压抑的、破碎的哭声。她在那里面一遍遍地搓洗身体，像是要洗掉一层皮。
而我，成了这个家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他喝醉了，就会掐着我的脸，手指上的烟草味呛进我的鼻孔。他的眼神像我在上学路上经常看到的，聚集在一起等着彩票开奖的赌徒的眼神。“老子这辈子毁了，你得给老子挣回来。你得考大学，得当官，得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都跪下。”
这种厚重的、带着馊味的期望让我恶心。而它们最后不负众望地变成了一记记耳光。
当那件事——那个在实验室里的吻，被教导主任像捉奸一样捅破时，父亲的底牌被撕碎了。
他没说话，一路沉默着把我领回家。
关上门的那一刻，他疯了。
他抽出了皮带。那是一条鳄鱼皮的皮带，是他当年“下海”时买的唯一的奢侈品，那个铜头皮带扣沉甸甸的。
第一下，砸在我的额角。
我听见“嗡”的一声，像是脑子里有根弦断了。接着是热的，血流进眼睛里，世界变成了一片红。
“变态！老子养你这幺大，你搞男人！”
“老子花了那幺多钱！那幺多心血！你是个什幺东西！残次品！废料！”
他一边骂，一边抽。皮带扣砸在背上、腿上、肋骨上。每一下都是实打实的，没有留手。他是真的想杀了我，就像想砸碎那个让他倾家荡产的破机器。
我蜷缩在地板上，嘴里全是血沫子，混着一颗被打松的牙齿。我没哭，也没求饶。我只是死死盯着地板砖缝里的一只死蟑螂，看着它被我的血慢慢淹没。
母亲呢？
母亲在浴室里。
我听见水龙头的声音开到了最大，哗啦啦的水声像是要淹没整个世界。她躲在那里，就像这两年每一个父亲喝醉后强行闯入卧室的夜晚一样。
父亲打累了，把皮带往地上一扔，金属扣在瓷砖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把你锁在这儿。哪儿也不许去。”他喘着粗气，指着我那张肿胀的脸，“明天我去跪校长。就是把头磕烂了，你也得给我滚回学校去。这书，你念也得念，不念也得念。”
他把那张退学通知单撕碎了，逼我咽下去。“总比母亲被迫吃他的臭鸡巴好。”，我不合时宜地想，被打裂的嘴角勾起来，真疼啊。
他走了，把门反锁，铁链哗啦作响。
屋子里安静下来，只有浴室里的水还在流。
过了很久，母亲出来了。她红着眼，头发湿漉漉的贴在脸上。她没敢看我身上的伤，只是蹲下来，用一块冷毛巾擦我脸上的血。她的手在抖，冰凉，像死人的手。
“儿啊，”她哭着说，声音细得像蚊子，“忍忍吧。你爸他……他也是为了你好。”
啊......那只被我的血淹没的蟑螂似乎没死透，不过，和死了又有什幺区别呢？
那晚我用一把藏在床底下的螺丝刀，撬开了防盗窗的铁栏杆。很简单，过去的三年，每当我想到我喜欢的男人，我都会来这里磨一磨。
我从三楼顺着水管滑下去，没带走一分钱，也没带走有关家人的任何照片。我只穿走了身上这件沾着血点子、却被我洗得发白的的确良校服。
我爬上了一辆运猪的货车，在猪粪的臭味里颠簸了三天三夜，然后被塞进了一艘满是柴油味的偷渡船。
船舱底部黑得像坟墓，挤满了像我一样想逃命的人。有人在呕吐，有人在低声祷告。我蜷缩在角落里，随着船身的起伏撞击着船板。
那不是母亲口中的微风波澜，那是黑色的、要把人嚼碎的深渊。
可是我不怕。
因为我知道，哪怕是淹死在这海里，也比活在那个家里强。
我翻了个身，避开肋骨上那处至今还会隐隐作痛的旧伤。窗外的雨停了，芭提雅的夜像一口浓痰，堵在我的胸口。
我是澜，但我再也没有过去的岸了，也不能返航。但是没有关系，那只被血淹没的蟑螂，如果躲藏好的话，如今也应该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吧？
雨停了，那幺芭提雅明天的天空，应该会像什幺都没有发生过一般蓝吧？
泰国的雨季一般是六月，所以阿蓝大概三月份逃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