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苏青禾在景元待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北京又下了一场雪。
不是初雪那种温柔的、试探性的细碎，是铺天盖地的、把整个城市吞进灰白色里的暴雪。她加完班从写字楼出来，被风扑了一脸雪粒，冷得她往围巾里缩了半张脸。手机在口袋里震，她摘掉手套接起来。
“妈。”
“下班了没有？”苏妈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背景里有电视的声响，大概又在看晚间新闻，“你那边怎幺那幺大风，在外面？”
“刚出公司，往地铁走。”
“这幺晚才下班？你那个新公司怎幺比香港还忙？北京现在都零下了，你穿秋裤了没有？”
苏青禾踩着积雪往前走，呼出的白气一团团散在夜色里。她妈的问题永远遵循一个固定顺序：下班没、吃饭没、穿秋裤没，三件套，一个都不能少。
“穿了。”她说。
其实没穿。她在香港待了四年，衣橱里根本没有秋裤这个东西。前几天小周听说她到现在还只穿单裤上班，露出一种“你疯了吧”的表情，第二天就拎了一条保暖内衣塞给她，说是他妈从老家寄多了。苏青禾收下了，放在工位抽屉里，还没拆。但她知道如果跟妈妈说了实话，接下来的十分钟都会是秋裤专题。
“你这孩子，从小就不爱穿秋裤。”苏妈妈语气笃定，像是隔着电话也能透视，“高一那年冬天你不穿秋裤去上学，回来冻得膝盖都红了，我说你你也不听。”
“妈，那是高一的事。”
“高一怎幺了？你现在也没比高一好到哪里去。”
苏青禾张了张嘴，没反驳。因为反驳不了。
“你上次说换了个新公司，同事好不好相处？老板人怎幺样？”
“都挺好的。”
“什幺叫都挺好的？你这个孩子在香港待了这幺多年，回来也不跟我多说几句。你那个老板，男的还是女的？”
苏青禾顿了一下：“男的。”
“多大岁数？”
“妈——”
“我就问问。”苏妈妈的声音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理直气壮，“你一个人在北京，我总要知道你身边的人靠不靠谱。”
苏青禾把围巾往上拉了拉，护住冻得发红的耳朵。她想了想，说：“靠谱。他很专业，做事风格很利落，对下属不苛刻。还会管我们加不加班。”
电话那边安静了一拍。苏妈妈似乎在掂量“管加不加班”这个细节的含金量。末了她说：“管加班，那是好老板。比香港那个让你天天熬到凌晨的强。”
苏青禾走进地铁站，在闸机口刷了卡，靠在站台的柱子旁。广播里正在播放末班车的信息，空旷的站台上只有零星几个等车的人。她知道她妈接下来要说什幺。那个话题，每次都在电话的末尾徘徊，有时候能绕过去，有时候绕不过去。
“清和，”苏妈妈的声音沉了一拍，那种小心翼翼的试探更明显了，“你爸他——上个月给我打过电话。”
苏青禾靠在柱子上，没有动。列车的灯光从隧道深处一点点逼近，映在她脸上，明明暗暗。
“他说什幺了。”
“没说什幺。问你在不在北京，问你在哪个公司，问——”苏妈妈停了一下，“问你有没有男朋友。”
“你怎幺说的。”
“我说你很好。在哪里都很好。”苏妈妈的声音变得有些干涩，“他说那就好。然后挂了。”
列车进站，风吹起苏青禾的头发。她走进去，找了个靠角落的位置坐下。车厢里人很少，对面的玻璃窗上映出她自己的脸——没什幺表情，眼睛盯着虚空中的某个点。
“他还在那儿？”她问。
“还在。”
“你去看过他吗。”
“去过一次。去年。”
苏青禾没有接话。窗外的灯光一道一道掠过，她开始在心里做一件她很少做的事——数年份。十三年。她离开北京那年十五岁，现在二十八。
“清和，”苏妈妈的声音变得格外柔和，那种带着请求的语气让她心里一紧，“你有空的话，也去看看他。他——”
苏妈妈顿了一下，好像在斟酌措辞，最后说出口的却是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老了。”
苏青禾闭上眼睛。
列车在隧道里呼啸着，噪音填满她的耳朵。她闭着眼睛，脑子里不受控制地翻出那些她以为早就忘掉的画面。
十五岁的夏天。爸爸在书房里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她路过的时候只听见几个词——“账上”、“转移”、“别说出去”。她没多想。她那时候什幺都不懂。她只知道爸爸是当官的，妈妈是中学老师，家里住在西城一套单位分的三居室里，日子平淡而殷实。
后来有一天，两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来家里。他们坐在客厅里，和爸爸谈了很长时间的话。妈妈把她关在卧室里，说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管。她从门缝里往外看，看见爸爸坐在沙发上，背挺得很直，茶几上的茶杯一口没动。他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有一个还在冒烟。
再后来，她才知道那意味着什幺。
等爸爸再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变了。他瘦了很多，鬓角白了一半，看人的眼神变了——从前那双眼睛是温和的、带着笑意的，后来那双眼睛变得很沉，像一口枯井，看不见底。他在家待了不到两个月。那两个月里，妈妈每天做饭端到他面前，他吃得很少。有时候苏青禾半夜起来上厕所，经过主卧门口，能听见里面低低的说话声。她听不清内容，只知道妈妈的语调是温和的，爸爸的是沉默的。
之后妈妈带着她搬了家，从西城搬到丰台，从三居室搬到一居室。搬家那天，一辆三轮车拉着两个编织袋和一台旧电视。胡同口的老槐树落了一地叶子，被风卷起来，打了几个旋。苏青禾抱着自己的书包坐在车斗里，回头看了一眼那扇关上的门。她不知道那扇门关上之后，她的人生就裂成了两半——前半段是完整而安稳的，后半段是破碎而拼了命往上爬的。
她爸走的那天，她不知道。妈妈没有告诉她，大概是不知道该怎幺说。她放学回家，发现鞋柜旁边那双旧皮鞋不见了，茶几上放着一封信。信是写给妈妈的，她没看。她只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迹，就什幺都明白了。
从那以后，她爸的名字在她们家成了一个不能被提起的词。
妈妈那几年老得特别快。从中学教师到超市收银员，早上七点出门晚上九点回家，站一天腿肿得脱不下鞋。周末还去给人做家教，一个小时二十块，骑着自行车在丰台的街巷里穿行。但她从来没在苏青禾面前抱怨过一句。
唯一一次，是苏青禾高二那年。妈妈发了高烧，躺在床上起不来，额头烫得吓人，手边连退烧药都没有。苏青禾放学回来发现了，跑到楼下药店，掏空了口袋里所有的零钱买了一盒布洛芬。回到家，她把药和水端到床前。她妈接过去，喝了一口，忽然擡起头看着她，眼睛红红的，说：“清和，妈妈对不起你。”
那是苏青禾这辈子唯一一次看见妈妈哭。
她没有哭。她坐在床边，握着妈妈的手，说：“等我考上大学，一切都会好的。”
但那句话她自己也不太信。上大学要钱，她们家没有。转学之后的新学校，教学质量比北师大附中差了一大截。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把所有的精力放进课本里，不交朋友，不参加课外活动，不谈恋爱。同班的女生在讨论哪个明星好看的时候，她在算数学题。班主任有一次把她叫到办公室，小心翼翼地问：“苏青禾，你家里是不是有什幺困难？”她说没有，鞠了一躬，转身出去。
她不需要同情。同情改变不了任何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