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雨下了整整一个下午，到傍晚才收住。
柳依换下白纱，再出来的时候，穿的是一件红色的旗袍。
那旗袍是真丝的，领子扣得严严实实，腰身收得窄窄的，下摆垂到脚踝，开衩只到小腿，含蓄得很。
可那一片红，红得正，红得烈，像肯辛顿灰蒙蒙天色里陡然烧起来的一把火。
她从小在伦敦长大，习惯了这城市阴晴不定的脾气，此刻站在这间花重金包下的酒店宴会厅里，倒觉得有几分恍惚。
窗外那个她骑单车上学、搭地铁上班的伦敦，和此刻水晶灯下这个伦敦，分明是同一座城，却像是两个世界。
她手腕上戴着几只镯子，翡翠的，成色极好，水头足，绿得像一汪深潭，在室内暖黄的灯光下幽幽地泛着光。
走动的时候，镯子轻轻相碰，声音脆而清冷，像是某种古老的暗号，在一屋子西服与晚礼服之间，格格不入地响着。
宾客里有人低声说，这位新娘子，是本地长大的华裔。
靠近角落那一桌，坐的是Elliot Hargreaves从美国带过来的几位高管。一个穿深灰西装的中年女人端着香槟杯，目光跟着柳依转了半圈，慢慢开口道：“Hargreaves等了半辈子，原来是等这样一个人。”
旁边一位金发的女董事笑了笑，说：“听说是在伦敦遇见的。她在他合作的那家跨国公司做文员，替老板翻译一份合同，就那样碰上了。”
“文员？”另一个知情的男人扬了扬眉，语气里带着点意味深长，“他回来之后就跟丢了魂一样，动用了不少人脉去查这位小姐的底细。Elliot Hargreaves，曼哈顿飞来伦敦，放着几亿美金的生意不谈，三番两次约人家吃晚饭。一个做文员的女孩，再漂亮，至于这样大费周章？”
金发女人侧了侧头：“那只能说明，他要的，从来就不是一个文员。”
那男人没有再说下去，只是举起酒杯，遥遥对着新郎的方向虚碰了一下，唇边那点笑意很淡，像是什幺都知道，又像是什幺都不屑说。
Elliot Hargreaves站在宴会厅的另一端，正被几个从纽约专程飞来的生意伙伴围着说话。他四十七岁，保养得宜，头发剪得极短，两鬓微微有些灰白，配上一副金丝眼镜，看上去倒有几分斯文。
可谁都知道他这个人，商场上出手狠辣，行事果决，半点情面都不讲的。他白手起家，产业横跨几个领域，半辈子刀口舔血，身边的人来了又走，从来没有哪一个能让他停下来。
直到他偶然看见了柳依。
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一眼万年。
可旁人未必这样看。在座有人隐约听说过，柳家那头，似乎并不太平。柳家在伦敦几十年，柳月珍一个人把两个女儿拉扯大，住的还是东区那栋外墙都掉了漆的联排老屋。
大女儿柳衍做生意亏了一笔大数目，当妈的柳月珍急得团团转，四处替大女儿奔走筹钱。至于小女儿柳依，从来都是被推出去顶在前面的那个——当初考上大学却意外怀孕，柳月珍一句“怀孕之后还要养着不好上学”，硬是让她坐完月子去读了两年秘书课程便出来，倒把省下的钱全给了柳衍念商科。
柳衍要创业，柳月珍掏空了积蓄去支持。柳衍欠了债，柳月珍便把主意打到了柳依身上。
Elliot Hargreaves有钱，有地位，更重要的是——他肯要。
他查到这些底细的时候，想必是满意的。
一个被母亲捏在手心里的女孩，一个被姐姐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的次女，他要得到她，简直易如反掌。哪怕她已生育了一子，可她的男友依旧没有和她结婚，这样的情况让他不必强取豪夺，只需在柳月珍面前表露出一点意思，那位母亲便会亲手把女儿送上门来。
事实也确实如此。
如今大女儿有难，正是时候。她甚至没有问过柳依愿不愿意。在她的字典里，小女儿从来不需要“愿意”，只需要“听话”。
婚宴进行到后半段，柳依静静地坐在主桌旁边，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那几只镯子在灯光下愈发显得翠色欲流。她低着头，脸上看不出什幺表情，既不像是欢喜，也不像是悲伤，倒像是一个被人精心装扮过的瓷器，摆在那里，供人观赏。
柳依的身旁坐着柳寅，她紧紧的靠着妈妈坐着，握着她被室内空调吹的冷冰冰的手，她们就这样紧紧靠着。
柳月珍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正替柳衍拢一条披肩。柳衍换了一身杏色的长裙，笑得明媚，正与一位从纽约来的银行家攀谈，仿佛那些债务从未存在过，仿佛真是家里办了一场寻常的喜事。
Elliot走过来，弯下腰，贴着柳依的耳边说了句什幺。柳依微微一僵，随即轻轻点了点头，站起身来，把柳寅交给早就找好的保姆，扶着他的手臂，往宴会厅旁边预备好的套房走去。
身后有人低低笑了一声：“铁树开花，果然非同凡响。”
没有人接话，酒杯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把所有的意味深长都淹没在一片喧哗里。
那一夜，伦敦又下起了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