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晚之后，有些东西被彻底碾碎了，有些东西则以更坚固的方式被重建起来。
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心照不宣的默契：我们绝口不提“戒指”、“地下室”、“习处长”这些具体的词汇。
这些词语像未经处理的核废料，辐射太强，足以杀死任何试图靠近的正常情感。
我们必须发明一套新的语言，一套能够安全处理这些“废料”的系统。
我们开始将那些血淋淋的现实，打包、编码，转译成一种冷静的、充满仪式感的、甚至带有几分美学的符号。
我们不是在疗伤，我们是在建造一座精密的心理避难所，用以抵御我们自己犯下的罪。
秋天把风送得很远。
回到家，屋里还有一点白天残存的热。
她去厨房接水，我走到客厅，把落地灯上的灯罩取下、又套上，像做一个简短的仪式。
“要不要……熄灯礼？”我问。“熄灯礼”这三个字从我嘴里出来时，我自己也笑了一下。她也笑，点头。
我去按下那个总开关，屋里慢慢暗下去。黑暗落定时，我们站在客厅中央。窗外有远处路灯的薄光，把窗框切得很清。
“先坐一会儿。”她拉我坐到地毯上，背靠沙发。
我们听见楼上有脚步声，像一只木箱在地面上拖。
我的手掌贴在地上，摸到一粒忘了吸走的饼干屑。
我把它捏起来，放进口袋。
一个小小的动作让我安心——现实没有消失，它只是熄灯了。
“谢谢你今天把我带走。”她小声说。那是指我从一场无聊的应酬中提前接走了她。
“也谢谢你愿意被带走。”我也小声。我们在黑里笑了一下，笑声很小，被地毯吸进去。
我知道，黑暗不是解决一切的灵药。
黑暗只是给我们一段缓冲，让我们在不被观看的时刻，学会把手伸出去、学会说停、学会把“见证”放在“检察”前面。
我突然想起父亲。
他一生不善言辞，翻土时总在黄昏。
我有一回问他：“为什么偏要在天快黑的时候翻？”他没抬头，只说了一句：“土要凉下来，才好睡。”我那时不懂，现在懂一点了。
我们坐在黑里很久。
久到我的眼睛也适应了黑，能看见她侧脸的轮廓，像一块缓慢呼吸的石头。
我伸出手，在空中摸到她的手指。
她的手指扣过来，扣得很稳。
“停吗？”她再次问。
“停。”我轻声。不是因为危险到了，而是因为我们已经抵达。熄灯礼到这里，不需要更大的结尾。
这便是我们“表面”的和解。
一种精致的、充满仪式感的、对彼此罪行的共同赦免。
我们不谈论戒指，不谈论瑶瑶的书房，不谈论那些碾碎我们尊严的笑声。
我们只谈论“熄灯礼”，谈论“后台”，谈论“土要凉下来”。
我们用这些诗意的、形而上的词汇，为我们肮脏的共谋关系，搭建了一个看似干净、安全的避难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