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7月13日，下午三点十七分。
我睁开眼的时候，头顶那台老旧的吊扇正在“吱呀吱呀”地转着，扇叶边缘挂着厚厚的黑灰，仿佛随时会掉下来。
空气里弥漫着来苏水、发霉的被褥和旱烟混杂的味道，呛得人脑仁生疼。
墙皮剥落了大半，露出了里面的红砖，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宣传画，上面写着“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
我想动一下，却感觉全身的骨架像是散了又重拼的一样，喉咙里更是像塞了一把粗砂纸。
“……爹？”
那个蹲在床边抽旱烟的身影猛地一颤，手里的铜烟袋锅子“当啷”一声掉在水泥地上，火星子溅了一裤腿。
“望道？！望道你醒了？！”
我爹陈富贵像是被弹簧崩起来一样，扑到我身上。
五十岁的老汉，那张满是沟壑的脸瞬间扭曲，眼泪鼻涕一起流了下来，那双粗糙得像树皮一样的大手死死抓着我的手背，烫得我心里发颤。
接下来是一阵鸡飞狗跳。
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冲进来，手电筒的光刺得我睁不开眼，听诊器冰凉地贴在胸口，小木锤敲打着我的膝盖。
但我脑子里却是一团浆糊。记忆的最后片段，还停留在1990年的那个夏夜，那颗划破天际的蓝色火球。
等医生护士折腾完离开，病房里重新安静下来。夕阳透过满是灰尘的玻璃窗照进来，照在我爹满头的白发上。
“爹……我睡了多久？”我声音沙哑得厉害。
他颤巍巍地捡起地上的烟袋，嘴唇哆嗦了半天，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
“五年……整整五年啊……”
五年？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1990年高考后的那个夏天，我十八岁。现在……我二十三了？
“家里……还好吗？”我盯着天花板，不敢看他的眼睛。
长时间的沉默。
“老牛卖了，那两头老母猪也卖了，你妈当年的嫁妆镯子也当了……”爹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这几年医药费、住院费，一共花了快两万块。望道啊，咱家现在……就剩这些了。”
他颤巍巍地从贴身衣兜里摸出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叠整整齐齐的毛票，最大面额的是十块的，还有几张信用社的存折。
“一共三千二。”
我接过那带着体温的钱，手抖得厉害。
1995年的两万块，在咱们这种穷乡僻壤，那是两栋大瓦房，是半辈子的血汗。
“妈呢？”
“你妈……去年累倒了，现在在堂屋躺着，腿脚不利索，下不了地。”
眼泪瞬间模糊了视线。我陈望道（陈野），曾经全村唯一的重点高中生，全家的希望，一场意外，却成了全家的吸血鬼。
我攥紧了那三千二，指甲几乎要把塑料袋抠破。
“爹，我要出院。”
“胡说！”爹急了，眼珠子瞪得溜圆，“医生说你刚醒，脑子还得观察……”
“我说出院就出院！”我猛地坐起来，虽然头晕目眩，但眼神却前所未有的坚定，“我现在身体好得很。我要去上海，我要去打工，把这五年亏欠你们的，连本带利挣回来！”
爹愣住了，看着我那张瘦削却倔强的脸，半晌没吭声。最后，他长叹了一口气，背显得更弯了。
“那就去吧……路上吃一口是一口。”
……
当天夜里，我偷偷拔了输液管，换上了那件洗得发白、肩膀处还打着补丁的军绿衬衫。
站在村口，回头看了一眼黑漆漆的老屋，我对着堂屋的方向重重磕了三个响头。
去上海打工赚钱是真。
但还有一件事，我没敢告诉我爹——我得去上海找一个人。
那是埋藏在我心里十五年的秘密。
记忆像是被风吹开的书页，翻回到了1980年的那个夏天。
那时候，我才八岁，正是从大队里偷瓜摸枣的年纪。
村东头的老槐树下，月亮亮得像个银盘子。一个小女孩站在我对面，穿着一件城里带回来的碎花洋布裙子，扎着两个羊角辫，眼泪汪汪的。
她是知青的女儿，大家都叫她曼曼。
“我要回上海了……我妈说再不走，政策又要变了。”她抽噎着，声音细细的。
我当时急得直跺脚，满脑子都是以后没人陪我玩了：“那你长大了还回来找我不？”
她突然止住了哭，小手紧紧攥住我全是泥巴的手：“望道哥哥，你长大了要我做你老婆吗？”
九岁的我，虽然不太懂老婆具体是干啥的，但知道那是这辈子最亲近的人。我脸红得像猴屁股，使劲点头：“要！谁都不娶，就娶你！”
“可我回了上海，你肯定会把我忘掉的……”
“我发誓，绝不会忘！要是忘了，就让我……”
我的毒誓还没发完，嘴就被她冰凉的小手捂住了。她踮起脚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盯着我的左耳朵，又看了看我的后背。
“你背上那个伤好了吗？”
我嘿嘿一笑，想去摸后背：“早好了！那时候你好凶啊，拿着你那个长命金锁追着我打，那锁片角尖着呢，一锁头拍我背上，直接豁了个口子。现在留了个疤，形状怪模怪样的。医生说长死肉了，褪不掉，我就留着当纪念呗！”
那个金锁是她外婆留下的老物件，如意形状，边缘却很锋利。那道疤，就像是个烙印。
她听我说完，突然凑过脸来，张开嘴，“咔嚓”一口，狠狠咬在了我的左耳垂上。
“哎哟——！！”
我疼得原地蹦了起来。
她松开嘴，我摸了一把，全是血。两个深深的牙印刻在了耳垂肉上。
“你不许把这个牙痕消掉！背上的疤你自己摸不到，这个在耳朵上，你每天洗脸都能摸到！”她凶巴巴地瞪着我，像只被惹急了的小野猫，眼泪却大颗大颗地往下掉，“以后摸到它，就要想起我！答应我一直想着我……我会一直等你来找我！”
我捂着耳朵，疼得龇牙咧嘴：“你这也太狠了吧！”
“怎么？嫌我凶了？那你别理我！”她转身就走，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吓坏了，顾不上疼，连忙追上去拉住她的裙角：“别生气别生气！曼曼，我错了！要不……我把右耳朵也伸过来给你咬一口？”
她“噗嗤”一声笑了，鼻涕泡都冒了出来，眼泪还挂在睫毛上，像断了线的珍珠。
那天夜里，一辆吉普车把她一家接走了。
我摸着左耳垂上的牙印，在老槐树下哭了一整夜。
……
1995年7月14日，凌晨五点半。
徐州长途汽车站。
我拎着破帆布包，挤上了开往上海的绿色解放牌大巴。
38块钱一张票，因为为了省钱，我买的是无座。车厢里像个蒸笼，混合着柴油味、脚臭味、廉价香烟味和方便面调料味。
过道里挤满了人，我一手抓着头顶的铁杆子，一手死死护着裤兜里那二千九百多块钱。
车身一震，发动机发出拖拉机般的轰鸣，大巴车缓缓驶出了车站。
颠簸中，我身旁蹲着的一个戴瓜皮帽的倒爷正唾沫横飞地吹嘘着他在上海的生意，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我的注意力，全在自己的身体上。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我的裤裆里。
五年前那场意外，并不是简单的砸伤。在长达五年的植物人状态里，我的意识虽然沉睡，但潜意识里却仿佛一直在接收着某种庞杂的信息。
那颗蓝色的陨石，在撞击我身体的瞬间气化了。它并没有摧毁我的身体，而是像某种活体金属一样，渗透进了我的生殖系统。
医生说我那是血管增生。
但我知道，那根本不是什么病变。
那是一个微型的、生物级别的基因实验室。
在昏迷的梦境中，我无数次看到无数蓝色的光点像工兵一样，在我的下体忙碌。
它们重塑了海绵体，强化了输精管，构建了一个纳米级的基因提取与转录中心。
它现在就蛰伏在那里，安静，冰冷，却充满饥饿感。
我现在的身体，除了那个部位比常人更加强壮、坚硬、充满活力之外，其他地方和普通人并没有太大区别。
跑快了会喘，被打会疼，力气也就比一般干农活的小伙子大一点点。
但我脑海中被植入的信息告诉我：这只是开始。
这个“实验室”目前处于待机状态，就像是一台没通电的超级计算机。
而“电源”和“原料”，是女人。
准确地说，是与异性的深度负距离接触。
只有通过那种最原始、最亲密的结合，我的身体才能捕捉到对方体内的特殊干细胞，提取其中优良的、甚至变异的基因片段，然后在实验室里进行解析、优化，最后逆转录到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里。
只有那样，我才能真正开始进化。变强、变聪明、变得无所不能。
但问题是……老子还是个处男啊！
躺了五年，连女护士的手都没摸过几回，这该死的实验室空有一身本事，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随着大巴车的颠簸，或许是因为摩擦，或许是因为早晨的生理反应，我感觉到下面传来一阵阵燥热。
那不是普通的欲望，而是一种源自细胞深处的、对“进化”的饥渴。
它在催促我，在咆哮。
“小兄弟，脸咋这么红？中暑了？”
旁边的倒爷递过来半瓶温吞的健力宝，“喝一口？上海马上就到了。”
我摆摆手，声音发紧，额头上全是汗珠：“不用……我就是热。”
倒爷嘿嘿一笑，露出满嘴黄牙：“热啥啊，到了上海你就知道了，那地界儿，花花世界，女人多得跟韭菜似的，个顶个的水灵！只要你有钱，想咋割咋割！”
女人……
我深吸一口气，透过满是尘土的车窗看向前方。
远处，灰蒙蒙的地平线上，已经能看到一片高楼大厦的轮廓。那座去年刚落成的东方明珠塔，像是一根巨大的注射器，直插云霄。
上海，我陈望道来了。
为了钱，为了那个牙印的承诺，也为了……给我裤裆里这头饿狼找点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