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烈的父亲苏建国在整个事件中始终保持沉默。
苏建国是个退伍军人，在长沙一家国营工厂干了三十年，从车间工人做到车间主任，然后从车间主任下岗，然后在小区门口开了个修锁配钥匙的小摊。
他的手很巧，什么锁到了他手里都能开，但嘴很笨，一天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二十句。
苏烈从日本回来的第一天晚上，吃晚饭时，苏建国坐在饭桌对面，低着头扒饭，一句话没说。
第二天早上，苏建国出门摆摊前，在苏烈房间门口站了几秒，然后走了。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都是这样——沉默，但也没有任何负面的表示。
直到苏烈回家第六天晚上，苏建国喝完二两白酒后，突然开口了。
“你那工作，伤不伤身体？”
不是谴责，不是质问，不是“你怎么能干这个”。
是“伤不伤身体”。
一个退伍老兵、前车间主任、现锁匠，用他最关心的角度切入了一个任何父母都觉得难以启齿的话题。
苏烈愣了一下，然后认真地回答：“不伤。我练过功夫。”
苏建国点了点头，又喝了一口酒。过了很久，说了第二句话。
“你小时候在榕树下背书的那个老头，我见过。”
苏烈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不是在你背书的那些天。是你背完书之后，他走了的那天晚上。”苏建国看着酒杯里的酒面，声音很平，“他到咱们家里来，跟我谈了一个小时。说你是万中无一的苗子，说他教了你一些东西，说等你长大了自然就懂了，说你将来会去很远的地方，跟很多女孩子打交道。”
苏建国抬起头，看着苏烈。“我当时觉得他是个江湖骗子。差点报警。”
苏烈没有笑。他在等后面的话。
“但他说了一件事——”苏建国把酒杯放在桌上，食指在杯口慢慢画圈，“他说你十八岁那年会有一次劫。如果练了他教的东西，就能过。如果没练，会废一条腿。”
苏烈的呼吸停了半拍。
十八岁那年——他十八岁那年秋天在放学路上被一辆闯红灯的面包车撞了。
被撞飞了三四米，摔在路边花坛里。
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按照撞击力度，至少应该骨折。
但他只是擦破了点皮，连骨裂都没有。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是奇迹。
他自己也以为是奇迹。
“所以我这些年没拦过你。”苏建国把最后一口酒喝干，站起来，“你做什么我都不拦。因为我觉得——那老头说得对。你有你自己的路。”
他走到苏烈身边时停了一下，粗糙的手掌在苏烈后脑勺上轻轻拍了一下。
那不是责备，不是鼓励，是一种父亲特有的、不需要语言的身体交流——像一头老狮子用下巴蹭了一下幼崽的头顶。
“你那片子，我没看。也不会看。”苏建国走到厨房门口时回头说了一句，“但你妈看了。她说你演得不错。”
然后他走进厨房洗碗去了。水龙头哗哗地响，和苏建国本人一样——不表达，不打扰，只是在需要的时候默默出现。
苏烈坐在饭桌前，看着老爸留在桌上的空酒杯。
杯底还有一小圈没有完全喝干的酒，在灯光下泛着微弱的琥珀色光。
丹田里的暖气以一种他从未感知过的柔和方式缓缓运转着，不是冲击第三层壁垒的狂涌，而是一种安静的、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托住的温润循环。
过了很久，苏建国说了一句话，声音低得只够苏烈一个人听见。
“下个月去日本，多带点剁辣椒。那边吃不惯。”
苏烈嗯了一声，把洗好的碗放进碗柜。
丹田里的暖气仍在缓缓转着。
第三层的壁垒还在，但似乎比刚才薄了一点点。
不是被冲击的，是被什么东西融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