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结束后，云茵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像脱力一样昏睡了两天两夜。她以为熬过去了，终于能自由喘口气。但真正的矛盾爆发，还在后面。
“你要去Y市？”母亲站在客厅中央，手里的那张志愿单像证据一样抖动着，她的声音沙哑而尖锐，像是嗓子眼里卡了根刺，“我问你话呢，云茵。”
“嗯。”
她回答得很轻，但坚定。
母亲一下拍在茶几上，水杯“哐”地一声倒了：“你疯了是不是？！那个地方离这儿几千里，你一个女孩子，去了出点事我都来不及救你——你就非要离开我？”
“我只是……不想被你再控制。”她说完就后悔了。
母亲怔了一下，然后声音瞬间变调：“所以你早就在计划！你早就想跑，我一个人养你多不容易，你现在翅膀硬了，嫌我烦了？！”
“那你有把我当人看吗？我连去哪上大学都不能自己决定！”
母亲冲过来，一把抓住她胳膊：“我这都是为你好！”
云茵红着眼，挣开她的手，声音沙哑而破碎，“我已经够乖了，我从小什幺都听你的，不顶嘴、不出门、不交朋友，你说别打扮我就不打扮，说不要早恋我就装作对谁都没兴趣……你从来不问我喜不喜欢，只问我听不听话！”
她突然捂住脸，眼泪“啪”地落下。
“我只是……真的太累了。”
她哭得像小时候那样，无助又安静，不喊不叫，只是流泪。
母亲看着她，表情像被人泼了一盆冷水，眼里的怒意逐渐凝固、下沉：“你现在是觉得我毁了你是不是？我就不该生你。”
云茵边哭边说，“你生了我、养了我，但我活着就是个错误，你天天提醒我！我也想过我要是早早死了，是不是你就能自由一点……我也不用这幺痛苦。”
“住口！”母亲吼出来，眼圈通红。
云茵却不说话了，哭着把自己缩成一团。
那个晚上，她们吵得邻居都来敲门。母亲发疯似地摔东西，把她锁在房间门口一整晚；又在第二天大病一场，声称自己晕了半天没人管。
那之后的一个月，几乎天天争吵。
母亲隔几天就来她暑假兼职的辅导班堵她，说她冷血、忘恩负义，说她的命是她给的，现在就想自己飞。她甚至故意让亲戚来劝，说：“你妈这幺苦，你也忍心丢下她？”还试图让老师插手劝她换本地志愿。
云茵什幺都没说，只是更沉默，瘦了一圈，脸色越来越差。
有一天深夜，母亲打电话来，一接通就痛哭失声，说自己胃又疼了，说自己要一个人死在这个家，问她是不是巴不得早点摆脱她。
那一晚云茵也是边哭边抱着手机，捂着嘴，不敢出声。
她不是不爱她妈。
她只是不能再被她妈勒着活下去了。
直到高考志愿确认截止前的两天，母亲好像才意识到自己没法再控制女儿，才终于没再闹了。只是冷冷地扔下一句：“你既然选好了路，那你就自己走到底，别哭着回来。”
云茵点头：“我不会回来哭。”
她回房间关上门，整个人像被掏空了。
没有胜利者。她没赢，她只是拖着一身伤口走出了笼子。
云茵上了大学，终于离开了那个让她透不过气的地方。
但她没有像别的同学那样，把离开家当成新生活的狂欢起点。对她来说，大学只是一场更艰难的战斗。
她每天的生活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隙。除了上课，就是打工——餐厅兼职、家教、临促、校内勤工助学岗位，她什幺都做。有时晚上十点从咖啡店下班回到宿舍，她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只能靠着椅子打个盹，再撑着精神写完作业。
恋爱从来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她不奢望别人为她遮风挡雨，她已经习惯了一个人扛下所有。她的目标很简单：拿奖学金，省下生活费，早点经济独立。所有能靠自己换来的东西，她都拼尽全力去争取。
第一次拿到奖学金那天，她在学校小卖部买了一瓶便宜的汽水，坐在图书馆后面安静的长椅上，一个人喝掉了。她没有告诉母亲，没有发朋友圈。只是把那张奖状压在书桌抽屉最底层，像一块她给自己筑起的砖。
那是她生活的底气，不是来自任何人，只有她自己。
后来她被骗光了所有的积蓄，和沈奕辞的那一夜，大概是她十几年来压抑、循规蹈矩的人生里最出格的一次。她总觉得，心里一直藏着一头困兽，被锁在深处太久了，叫嚣着，撕咬着，随时可能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