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二十七岁，出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郊外的一个小村子。
村子里男人多，酒也多，从小到大，没见过哪个男人不喝酒的。我父亲就是这样，一手握方向盘，一手端酒瓶，教我开车的时候嘴里还叼着烟。
他说：“儿子，伏特加是俄罗斯人的血，没它你开不了乌阿兹，也活不过泰加林的冬天。”
我十五岁就开始跟着他跑边境线，和中国商人做生意。
烟、酒、木材、废金属，啥都倒腾。
那时候方向盘坏了的乌阿兹车我都能开，钳子一夹，照样在雪地里漂移。
边喝伏特加边卸货，喝多了就睡在车厢里，醒来继续跑。
十几年下来，我一次也没把货洒了，一次也没把车翻进沟里。父亲常说我是他见过最稳的司机，我信。
去年春天，事情变了。
我们这个破矿镇——离符拉迪沃斯托克几百公里，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地方——突然来了个怪客人。
一个小姑娘，中国人，白得像没见过太阳，瘦得风一吹就能倒。
她给自己起了个俄文名字，叫安娜。听起来可笑，一个中国娃偏要用俄罗斯名字，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在玩过家家。
她来的时候带着一股城里人才有的香味，穿得却一点也不像城里人，旧羽绒服，破靴子，眼睛大大的，睫毛上老是挂着水汽。
第一周她就病了，重得要命，肺炎，胸腔积液，烧到四十多度，躺在板房里说胡话。
瓦洛佳扛着她连夜往镇上医院跑，我开车，路上抛锚两次，差点没把她送活。
医生说，再晚几个小时，人就没了。
病好后，她落下咳嗽的毛病，一到冬天就犯，咳得像要把心肺都咳出来。
可她偏不走，醒来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你愿不愿意帮我干活？我给你钱，比别人都多。”
老实说，那天晚上雪下得大，板房里冷得能冻掉手指头，她裹着毯子坐在我对面，脸白得吓人，眼睛却亮得像刀。
我要不是个正人君子，她可能就死在那晚了。
不是冻死，就是……别的。
可我谢尔盖不是那种人。
我只是个普通人，在零下四十度的矿区活着不容易。
谁给钱多，我给谁卖命。
以前给黑帮开车，后来给矿主跑腿，现在安娜给得最多，而且好说话，不骂人，也不摆架子，我就跟了她。
我的工作简单：翻译，开那辆方向盘要用钳子转的旧乌阿兹，仅此而已。
可我自己又加了一条——照顾安娜。
她真的太脆弱了，像玻璃做的，一碰就碎。
手冻裂了也不吭声，咳到吐血丝还硬撑着去矿坑，半夜修发电机修到三点，第二天照样五点起床。
我完全无法想象，一个二十出头的中国小姑娘，为什幺要一个人跑到这种鬼地方来受罪。
可她又聪明得吓人，对采矿的事门儿清，浮选、品位、竖井爆破，张口就来，比老矿工还专业。
我猜了半天，只能想一种可能——她大概是中国哪个矿业大老板的私生女，得罪了家里，被放逐到这极寒之地自生自灭。
不然，谁会把这幺娇贵的一个丫头，往泰加林的狼嘴里送？
我没问过她。
她不提，我就不问。
俄罗斯男人有俄罗斯男人的规矩：拿人钱，办事，剩下的，喝酒，别多话。
但有时候，半夜开车送她去矿坑，雪灯照着前面的路，她坐在副驾驶咳得撕心裂肺，我还是会忍不住把车停下来，递给她一瓶伏特加。
“喝一口，小孩。暖暖。”
她从来不推辞，仰头就灌，呛得眼泪直流，却固执地冲我笑。
那一刻，我总觉得，她眼睛里藏着比泰加林还冷的火。
烧得死人都不敢靠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