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我们熬过那个零下四十度的漫长寒冬，生意有了起色。
我们在黑山、阿尔巴尼亚、乌克兰之间跑了几趟小单：废钢、铬铁、粗镍粉，都是东欧小钢厂急需却不敢走明路的“灰色货”。量不大，利润却厚得让人心跳加速。钱来得慢，但稳。
终于在春天来临前，把账本上那条刺眼的红线一点点拽回了黑字。
第一次看到正数那天，安娜罕见地笑了，嘴角冻裂的疮口渗出血丝，她却像没感觉似的，只是低头又算了一遍账。
瓦洛佳难得咧嘴，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我更夸张，直接把她抱起来在雪地里转了三圈，吼得嗓子都哑了：“小孩，我们他妈的熬出来了！”
于是，在这个月最冷的那天，我犯了辈子最大的错——主动提议去镇上酒馆“正经庆祝一次”。
我们日夜泡在伏特加里，板房里随时有酒，实在没必要跑几十公里去那个鬼地方。可我偏偏兴致上来，说：“小孩，今天得像人一样喝一回！”安娜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头。
我早该知道镇上那帮人的德行。酒鬼、赌徒、坐过牢的、刚放出来的，个个眼睛里长着钩子。
那天破木屋里热得像蒸笼，火炉烧得噼啪响，伏特加一瓶接一瓶，歌声吼得屋顶的积雪簌簌往下掉。
我和瓦洛佳难得彻底放开，几个老熟人抱成一团，唱歌唱得嗓子哑了。
安娜被簇拥在中间，大家起哄让她喝“罚酒”，她一杯接一杯，脸红得像被火燎过，眼睛却越来越亮。
我醉得天旋地转，完全忘了她。
直到她摇摇晃晃过来，拉我的袖子，声音很轻：“谢尔盖……我想吐，想出去透透气。”我正唱到高潮，哈哈笑着把她扛起来，推开后门扔进雪巷，说：“吹吹风，清醒清醒！”然后转身又扎回酒桌，继续喝。
我把她一个人留在了外面。
在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镇上。
我醉得时间都模糊了，只隐约记得远处传来一声闷响，像猎枪贴着皮肉打熊的声音。没人当回事，雪夜里枪声太常见。
半夜，我被冻醒。
酒馆里横七竖八全是人，地上呕吐物和碎玻璃混在一起。
我脑子突然一激灵，像被刀子捅了一下——安娜！
我踉跄冲出门。
雪下得很大，台阶旁躺着一个人。
仰面朝天，胸口一个碗口大的黑洞，血已冻成暗红冰碴，薄雪盖了一层。
那张脸我认得——镇上有名的恶霸，进出监狱好几次，专挑落单的女人下手。
我四下张望，乌阿兹不见了。
那一瞬，我心跳停了一拍。
我知道是安娜干的。
瓦洛佳几乎同时踉跄出来。
他宿醉醒来第一眼就明白了一切，脸色铁青，一把拽住我领子，低声说：“别出声。雪停前必须处理干净。”
他是老兵，处理尸体比我熟练得多。
我们把尸体拖到木屋后侧的雪堆旁。
瓦洛佳从腰后摸出短柄工兵铲——他走到哪儿都带这东西，像带命一样。
我在前面放风，顺手抄起门口的铁锹。
雪地冻得像铁板，我们轮流挖，挖不到半米就得停下来喘，呼出的白气瞬间凝成霜。瓦洛佳把尸体裹进一张破帆布，用绳子捆紧，塞进坑里，又从木屋拖来几桶剩酒，浇上去，最后盖上厚厚一层新雪。
血迹最麻烦。
台阶上的血冻成黑红冰壳。
瓦洛佳让我回去偷了半瓶伏特加，浇在上面，再用靴底反复碾压，直到冰壳碎成粉末，和雪混在一起看不出痕迹。
我们又从屋后铲来干净雪，一层一层铺平，最后故意踩出几串杂乱脚印，伪装出很多人来往过的样子。
整个过程不到四十分钟。
完事后，瓦洛佳拍掉手上的雪，低声骂了一句：“操，走，回矿场。”
我们借了辆卡车，连夜往回赶，一路谁也没说话。
天蒙蒙亮时，我们回到矿场边的小板房。
乌阿兹静静停在门口，车身上复了一层新雪，引擎盖冰凉，显然已经停了很久。
推开门，暖气还在，火炉烧得正旺，木柴噼啪作响。
安娜不在。
小桌上放着一封信，用俄文写，字迹工整得像小学生抄课文，却透着她惯有的冷静。
信旁是一沓厚厚的卢布，整整齐齐，像她每次算账时那样一丝不苟。
足够我们两个酒鬼下半辈子啥都不干也能过得舒坦。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胸口被挖了个洞，冷风呼呼往里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