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疗的日子，并不好过。
病房的窗帘半拉着，透进来的光也是灰的，照在夏筝脸上，照出那张原本秀美的脸是怎样一天天地塌下去——颧骨支棱起来，眼窝凹进去，皮肤像揉过的宣纸，薄得能看见底下青紫色的血管。
她的头发还一把一把地掉，后来干脆不让夏翎给她梳头，就戴着那顶灰蓝色的软帽，夏翎送的。
有时候夏筝已经分不清自己是醒着，还是睡着。
经常做梦，但梦里的光线是暖的。
她会看到七岁的夏翎。
孤儿院的床挨着床，铁架子，翻身会吱呀响。夜里熄了灯，夏翎怕黑，在被窝里小声叫“姐”，夏筝就伸过手去，握住那只小小的、汗津津的手，一直握到她睡着。
这一握，就是三十五年。
夏筝比夏翎大五岁，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读书。
她把那张“可以继续升学”的票，让给了夏翎。
供一个大学生，对十几岁就离开孤儿院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幺？
夏筝做过超市夜班的理货员，仓库里冬冷夏热，泡面当晚餐是常事；做过住家保姆，雇主家的小孩发烧，她守了三天三夜，对方多结了一个月工资，她攥着百元钞票在便利店门口站了很久——不是舍不得花，是舍不得破开。
后来她考了驾照，开夜间计程车。
凌晨三点的城市比白天诚实，高架桥上空荡荡的，她有时候会想：翎翎现在睡了吗？宿舍熄灯了吗？
她没有告诉夏翎这些。
汇款单上的数字是干净的，背后的来路不必细说。
夏翎读到大一下半学期，在电话里说：“姐，我拿了奖学金，下个月你不用给我打钱了。”
夏筝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说：“好，那你好好吃饭。”
但她没有停。
后来夏翎毕业了，进了一家研究所。工资卡第一个月到账，夏翎给她买了一条围巾。夏筝围了很久，旧了也不舍得换。
渐渐地，夏筝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一切。
她见识过夏翎的世界——那些穿得体套装、谈吐从容的人；那些在餐厅里能自如点餐、和服务生说“牛排五分熟”的人。有一次夏翎带她去参加同事聚餐，她坐在角落，看不懂餐牌上的英文，直到侍应生重复了两遍，她随手指了指上面的饮料，小声说：“就这个吧。”
回家的地铁上，夏筝一直没有说话。
那天晚上，她对夏翎说：“你该找一个正经的对象了。”
夏翎没有回答，但她做了另一件事，走进了精子银行。
填表的时候，夏翎的手很稳。
不是冲动，是想了很久的决定。
夏翎想要一个孩子——不是谁的妻子，不是谁的附庸，而是组建一个完整的、属于她和夏筝两个人的家庭。
夏悠悠是在那一年年底来到这个世界的。
夏筝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婴儿，手在抖。
护士问：“你是孩子的？”
夏筝顿了一下，说：“我是孩子的姨。”
夏悠悠会叫“妈妈”之后很久，才学会叫“筝姨”。夏筝对这个称呼没有任何意见。她不是母亲，她是那个在深夜加班归来、轻手轻脚推开婴儿房门、站在摇篮边看很久很久的人。
那十几年，是夏筝人生里最平静的段落。
夏翎的研究做得越来越好，夏悠悠上了小学、初中、高中。家长会夏翎常出差，夏筝去。
“您是孩子的？”班主任问。
“我是她姨”。夏筝说，语气已经非常自然。
她坐在教室后排的塑料椅子上，听老师念夏悠悠的名字，念她的作文被当作范文、她的数学竞赛拿了区里名次。
夏筝低着头，嘴角弯了很久。
她以为这样的好日子还有很多。
直到两年前，夏筝开始频繁头疼。起初她没当回事，以为是颈椎病、是没休息好、是年纪上来了不饶人，某天清晨她洗脸时发现，左手的毛巾握不住了。
检查做了一周，结果出来那天，夏翎一个人去的诊室。
医生说：“低级别胶质瘤，星形细胞瘤，IDH突变型。”
不是最坏的那种，但也不是好的那种。
恰好这个时候，唐柏山找到了夏翎，希望她能进唐德时代帮忙。
唐柏山的妻子江亦荷已经因脑癌离世两年，他投资的安德森癌症研究所成为国际顶尖水平的神经肿瘤中心。
夏翎带着全部病历，坐在他办公室对面，说：“我可以签任何协议。”
唐柏山翻着那叠影像报告，最后目光落在“1p/19q非共缺失”那一行，停了几秒。
他说：“研究所有临床试验名额，她的分子分型符合入组标准。”
隔天，私人飞机就把她送到了休斯顿。
这一治，就是两年。
夏筝从梦里慢慢醒过来。
病房里的光还是那种灰白色的光，输液管还在滴。
窗外的天很淡，有云缓缓移过去。
她侧过头，看见床边趴着一个人。
夏悠悠的呼吸细细的、暖暖的，一下一下扑在她手臂上。
这孩子是什幺时候来的？飞了十几个小时吧？也没说一声。就这幺趴着，也不知道趴了多久。
夏筝想伸手去摸一摸夏悠悠的小脸，手指动了动，没擡起来。
没关系，就这样看着也好。
看着看着，夏筝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悠悠长大了。
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会自己做主了。
什幺都不说，就飞过半个地球，来看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