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七年的巴黎，秋天来得很慢。
蒙马特高地上的梧桐树还绿着，圣心堂的白圆顶在下午四点被斜阳照成蜜色，广场上挤满了人——卖画的、看画的、拉手风琴的、举着自拍杆的。空气里有烤栗子和松节油混在一起的味道。
结沿那时候二十岁，跟着养父母来巴黎过暑假。养父周砚之在十六区有一间古董铺子，养母林窈是个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极妥当的女人。他们对她很好，好到近乎小心——不提她的过去，不问她为什幺不说话，家里所有带火的物件都收得干干净净，连生日蛋糕上的蜡烛都不点。
林窈给她报了卢浮宫的临摹课。她去了三次，第四天开始逃课，坐地铁到阿贝斯站，爬两百多级台阶上到画家广场，在一棵梧桐树下的台阶上坐一整个下午。
她在看一个人画肖像。
那个人叫许望怜。
他二十三岁，中央美院毕业，揣着一张单程机票和五千欧来到巴黎，在拉丁区租了一间六层的阁楼，屋顶斜得直不起腰，一扇天窗正对着圣心堂。他每天下午两点到画家广场摆摊，炭笔肖像，十五欧一张，二十分钟交货。他的手指永远是黑的，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炭灰。他画得极快，线条干净利落，像一把刚磨好的刀。
结沿第一天看的是他的手。
那双手太好看了——骨节分明，手腕上有很明显的青筋，握笔的时候小指会微微翘起来，像弹钢琴的人。他画完一张，会把笔在掌心转一圈，然后很轻地吹掉纸上的炭屑。那个动作他一天要做几十次。
她第二天看他的侧脸。
他抽烟，但不怎幺抽，一根烟点着了夹在指间，大半是烧完的。有人来问价，他就笑一下，很淡的笑，嘴角只动一边。他的眉毛很浓，眼睛是那种往下垂的、看起来总有点没睡醒的形状。可是他一低头看纸，那双眼睛里的光就全聚起来了，像有人在他脑子里点了一盏灯。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她每天都穿同一件米色风衣，坐在同一个位置，膝盖上摊着一本速写本，一支笔，什幺都不画。
第六天，他开始看她了。
他画完一张，擡头，目光越过人群，准确地落在她身上。他看了大概三秒钟，又低头去画。下一个客人走了之后，他又看了她一眼。
第七天，下了一场很小的雨。广场上的人散了大半，他把画架往屋檐下挪了挪，收摊的时候，一回头，看见她还坐在那里。
梧桐叶上的水往下滴，打在她的风衣肩头，洇出一小片深色。她没有动，也没有要躲的意思。
他把画架放下，走过去，在她面前两步远的地方蹲下来。
他说："你看了一周了,不烦吗?"
她看着他，不说话。
他愣了一下，换成英文："Do you speak English?"
她还是不说话。
他看了一眼她的脸——东方面孔，眉眼很静，静得像一口没有风的井。他又换回中文，把语速放得很慢："你是中国人吧？"
她点了点头。
"那你怎幺不说话？"
她没有回答。她只是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不是害羞，也不是戒备，是一种久远的、已经磨平了的、像旧伤疤一样的东西。
他等了一会儿。雨停了，广场上的水洼里映出圣心堂倒着的白影子。
他忽然明白了。
他没有再问。他从地上站起来，走回去，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笔，又走回来，蹲下，把笔递到她面前。
那是一支很旧的画笔。笔杆上有一道裂开的缝，被人用蓝色的棉线一圈一圈地缠了起来，缠得很密，很整齐，像一道愈合的伤口。
"这支笔跟着我画了两百多张脸。"他说，"送给你。"
结沿低头看着那支笔。她的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你可以不说话。"他说，"但不能不画。"
她擡起眼睛看他。
他从口袋里摸出速写本，撕下一页，翻到背面，用炭笔写了三个字——许望怜。写完他把纸推到她面前，又推过去一支炭笔。
她低头看了很久。
然后她接过炭笔，在那三个字下面，很慢地写了六个字。
写完后她把纸转过来，朝向他。
纸上写着：
我说的话会烧起来。
许望怜看着那六个字，脸上的表情一点点变了。
他本来是想笑的——那种年轻人惯有的、试图把一切沉重的东西都轻佻化的笑。可是那笑还没有成形，就散了。他看着她的眼睛，那口井里起了风。
他把那页纸小心地折起来，放进胸前的口袋。
"那我们就用画的。"他说，"画是烧不起来的。"
那天他们一直坐到天黑。他请她喝了一杯广场边上卖的热红酒，两欧一杯，纸杯装的，甜得发腻。他没有再问她为什幺不说话，她也没有解释。他们坐在台阶上看圣心堂的灯一层层亮起来，像有人从天上往下撒了一把碎金子。
临走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地址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塞进她手里。
"拉丁区，图尔内福街，顶楼那间。窗户是斜的，你擡头就能看见。"他说，"你要是明天还来，我就还在这儿。"
她第二天来了。
然后她每天都来。
